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危害社会稳定、阻碍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研究现阶段社会矛盾，找到矛盾冲突背后的社会根源，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全阀”，推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

  第一，要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客观性。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经济体制转轨必然引发社会结构变动,也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凸显。这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面临的问题，带有客观性和阶段性。

  第二，要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有着具体的国情和发展实际，现阶段社会矛盾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及城乡二元分割模式，都会使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带有典型的本土性和特殊性。同时，我国的发展并不是孤立和封闭的，全球风险社会以及网络社会的到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又使我国面临着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风险，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本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到来，信息技术推动下的大众传媒的勃兴，使得社会矛盾的扩大更加迅速、社会后果影响的范围更大，社会控制的成本更高。

  第三，要以辩证观点看待矛盾。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负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将矛盾和冲突归为社会成本和社会代价，同时应该看到其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冲突的一面。社会冲突理论研究表明，在明确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基础上，应该看到那些体制内的可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正功能。这就告诉我们，对社会矛盾进行相对有效社会疏导和社会控制有利于社会稳定。

  首先，与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相比，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存在相对滞后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不均衡，城乡差异过大，“三农”问题突出；二是社会管理相对松懈，尤其是基层难以实现社会组织化管理，矛盾突出；三是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得社会矛盾过多集中在“民生”层面。

  其次，经济体制转轨引发的阶层分化加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直接原因。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结构变动，引发阶层分化加剧。这就非常容易造成两个突出的后果:一是社会不满情绪累积，酝酿社会矛盾和冲突；二是一些群众在市场导向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再次，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教育的发展，群众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对自身权益维护和争取的意识增强，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一些矛盾和摩擦。这些矛盾和摩擦，是发展民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

  最后，国际形势影响使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国内的社会稳定必然会受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影响，而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以及安全风险的增加，会直接或间接引发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社会安全阀”是社会冲突理论中用以表示社会冲突非消极作用的概念，指一个健全社会往往存在一种制度化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受此启发，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建立“安全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对现阶段社会矛盾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采取控制和疏导两种取向，构建一套系统化、制度化的应对机制。

  针对情绪性社会矛盾和冲突，要建立和强化“疏导”机制。现阶段社会矛盾部分源于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情绪，因此，强化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将有利于矛盾的缓解，一是通过加强教育，在社会范围内将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二是加大文化公共服务供给投入，从家庭和社区层面着手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转移和排遣不积极的情绪；三是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生活方式。

  针对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矛盾和纠纷，强化“调解”机制，将矛盾和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疏导”的基础上，建立“大调解”观念和格局，强化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调解机制，建立政府和社会组织、行政、司法、民事、社区调解多层次的多元的系统调解机制。目前社会调解机制的主体问题在于原来由单位和社区承担的矛盾和冲突“调节功能”已经削弱，而法律、社会工作等专业化调解途径还没有完善成熟。因此，需要在现有调解系统基础上，回复并强化基层调解职能，全力发展专业调解功能的组织，比如对社会工作机构，全面强化社会调解的功能，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化解和疏导具体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针对社会矛盾的突发性、公共性和群体性，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安全预警机制。社会矛盾和冲突固然有其突发性的一面，但若能够在早期采取比较有效的应对措施，就非常有可能限制矛盾冲突的规模，避免事态的严重和恶化，降低冲突的破坏性与影响力。因此，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还需要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和行之有效的预警和危机处理程序来应对也许会出现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公共事件。这些程序包括建立健全舆情检测和分析中心和舆情信息员和信息站制度、建立健全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常设机构和处理程序等。在信息传播高度快捷的今天，很多矛盾冲突会由于互联网先进信息化手段得到迅速传播。因此，在第一时间内监测舆情，准确分析和预测当前社会心理和集体行动的酝酿和发展的新趋势，争取将具有破坏性的矛盾冲突控制在其萌芽期，有利于在维持稳定工作中占据主动和先机，也为接下来的化解和应对奠定良好的基础。

  进一步加强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建设，加快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经济体制转轨期的典型特征就是社会结构解组，即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单位制和社区制对个体的约束和控制作用减弱，从而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层控制功能减弱。基于此，必须要在司法及相关的社会控制体制基础上，全方面提升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通过重建社区社会功能、培育民间社会组织等手段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基层的社会控制能力。

  加大改善民生力度，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强化相对滞后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缓解和消除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动因，必须着手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全方面提高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大社会事业投入，使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成果。(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社会学系)